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季诺科夫道:“你这样去,不但杀不了经理,自己还会白白牺牲!要想活下去,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行,我们需要帮助!”

    三人立刻将目光投向他:“谁会帮助我们?”

    季诺科夫站起身来,缓缓的道:“我们去找神父!”

    早在1903年夏季,在俄国的工人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团体,被称之为‘俄国工厂工人大会’。这个团体是一位名叫加邦的东正教神父组织的。‘俄国工厂工人大会’刚一成立,就收到了工人们的普遍欢迎,因此迅速的在圣彼得堡各区成立了分会。大会成立的宗旨,就是为所有的工人谋求生存的权利。此时,四人在走途无路之下,只能求助于大会。

    事实上,在圣彼得堡被解雇的远远不止彼得罗耶维奇四人,需要帮助的工人也远远不止四个。在加邦神父的教堂里,早已经聚集了数百名工人及其家属,他们也希望,神父能够给他们指引一条道路。

    “上帝是仁慈的,他不会让自己的任何一个孩子就这样轻易地被抛弃。现在,我们需要让沙皇陛下,让上帝知道我们的困境。这仅仅靠祷告是不行的。我们还要有所行动。我以个人名义,向全体工人发出号召,在圣诞节结束的第二天,全体工人日集合起来,高举主的旗幡和沙皇画像,和平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陈述本身疾苦的请愿书。届时,沙皇一定会出来接见人民,倾听和满足人民的要求。”

    加邦神父的号召立刻被流传了出去,并迅速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彼得堡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也得到了工人即将行动起来的消息。

    托洛茨基在获得了一百万英镑的活动经费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俄国的工业中心圣彼得堡。在这里,凭借手中的金钱,他上下打点,迅速成为了彼得堡的红人,并被推举为当地社会民主党苏维埃的主席。当得知工人们即将进行罢工的消息后,托洛茨基立刻大叫:“我们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到了!”

    随后,托洛茨基指示社会民主党党员迅速在工人中间展开活动,在工人写给沙皇政府的请愿书中加进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工人结社自由、召集立宪会议来改变俄国国家制度、在法律上人人平等、政教分防、停止战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等符合自身政治诉求的要求。

    1904年1月9日清晨,工人们前往当时沙皇所在的冬宫。

    请愿的工人们带着全家——妻子、孩子和老人——去见沙皇。上街的队伍总共有十四万多人。他们手无寸铁,只是抬着沙皇的画像,举着教堂的旗幡,唱着祷告歌。

    彼得堡工人在请愿书上写道:“我们,彼得堡市的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老弱父母,特来向皇上请求公道和保护。我们生活困苦,备受压迫,当牛做马,遭受着欺凌侮辱和非人的待遇……我们已再三忍耐,但是我们日甚一日地被推入困苦、无权和愚昧的深渊,暴政专横压制着我们……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已经到了与其让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继续下去还不如死去为好的可怕时刻……”

    虽然社会民主党党之前曾警告工人们他们可能会遭到枪击。但工人们依然带着家人前往冬宫请愿的游行——很大一部分工人还相信沙皇会帮助他们。

    沙皇听到了工人们的请愿声。只不过,他帮助工人们的方法和工人们想要的不太一样。

    尼古拉二世并没有和他们讲友爱——既然你们认为继续痛苦的忍受下去还不如死去为好,那么,你们就去死吧!

    当天,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面对着士兵冰冷的枪口,1000多工人被沙皇军队打死,有两千多工人被打伤。

    彼得堡的街头染遍了工人的鲜血。1904年1月9日从此被称为“流血星期日”。

    工人在这一天得到了血的教训。托洛茨基当天率领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工人们同去了东宫情愿,就在染遍工人鲜血的街头,托洛茨基向工人解释,谁是这一残酷暴行的祸首,应该怎样同他作斗争。

    工人对沙皇的信念在这天被枪毙了。他们懂得了,只有用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1月9日傍晚,各工人区开始构筑街垒,托洛茨基将之前秘密采购的步枪向工人们发放。

    彼得罗耶维奇接过一支步枪,用力的拉动枪栓。“好吧,现在是最后的时刻了,既然沙皇揍了我们,那我们也要揍他!”

    彼得堡血案通过秘密电台告知了远在德国的乌里扬诺夫。得到消息后,乌里扬诺夫迅速安排党员返回俄国,开展工、农的组织工作。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火星报》开始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一消息,并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

    在社会民主党党的推动下,沙皇的血腥暴行迅速传遍了全国。每一个城市里的工人都用罢工来抗议沙皇的暴行,并提出了政治要求。工人喊着“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上街。在1904年1月间,罢工人数达到四十余万。一个月内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超过了过去整整十年的罢工人数。

    革命在俄国开始了。

    善耆拿着电报急匆匆的跑进养心殿。